一个流亡学生的台湾成长记-河北圆融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台湾，请听我说》（吴锦勋撰述，华夏出版社，2015年1月）

一个举目无亲的流亡学生……他的生活如何安顿？人生又有哪些可能？

1949年，十三岁的郑崇华随舅父来台，从此告别福建老家，一别六十年。他从台中一中到成功大学，都依靠远亲接济，住学校宿舍，想家思念母亲时，就一个人坐在空旷的操场看星星。

但后来，这个仰望天穹以化解乡愁的流亡学生，竟然凭一己之力，用三十万元积蓄，成立了一家十五人的小公司，一路走过一波波的产业变革。三十八年后的今天（2009年），他创办的台达电集团，已成为世界第一的交换式电源供应器大厂。

他，未曾出洋留学，所学所用皆来自台湾这块土地。他说，没有李国鼎、孙运璇的经济良策，没有辛勤良善的台湾人民，就没有台达电。

他，向来做得多，却说得少，但他对“绿能台湾”的思考，深具启示。

郑崇华。图/台达电提供

我是个福建乡下长大的孩子，是家里的长子。1948年9月，适逢国共内战，当时我刚升上初中二年级，由于人心惶惶，社会动荡，没多久学校就停课了，为了不中断学业，加上三舅在福州颇有名气的英华中学教书，所以母亲要我跟随三舅到福州继续上学，等我到了福州，学校也停课，家乡又回不去，就只好与舅舅待在福州。

由于战乱的关系，在福州的生活也十分不安，后来三舅找到了台中一中的教职，我就跟随他到台湾来，到台中一中插班就读初二。父母并不知道我到了台湾，因为当时与他们断了消息。那时我以为一两年后就可以回家，完全没有料到，从此与父母阔别三十五载。

在绝望中觉悟人生

我到台湾之后不久，三舅找到其他工作，离开台中，留下我一人只身在台中一中。后来我靠着亲戚接济，才能一步步完成学业。当时的心情是念了初中，不知道高中能不能念；念了高中，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上大学，只有拼命把书读好。

在台湾，我一个人住校，看到其他有家的同学，放了假可以回家，或者平常时候父母亲来看他，心里很羡慕他们有人照顾，觉得他们很幸福。

寒暑假时，一个人住在空无一人的宿舍，没地方去，只能洗冷水澡，由于学校没开伙，我连饭都没得吃。有时候觉得自己很不幸，每到农历年节，感触特别深，同学都回家，我却无家可归。有时候生病了，悲观地想，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死掉。躺在床上，我突然觉悟：“你再怎么自怜也没有用，没有人会管你。”所以，我知道以后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在台中一中读书时，

很多本省同学看我是外省人，听我闽南语非常不好，就用日本粗话骂我“巴格野鹿”或是“清国奴”。

我一开始听不懂，就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骂我啊？”可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功课有任何问题，我都会帮他们，后来他们就不再骂我了。

有些本省新同学不知道，要找我打架，这些同学还会替我讲话：“嘿，不要打架，他跟我们是同一国的，不要打他啦！”但因为我跟本省孩子处得不错，甚至有些外省小孩会觉得我是“叛徒”。不过，多数时候，当本省孩子要和外省孩子沟通，或外省同学要跟本省同学讲话时，都会找我帮忙。小孩子都是无心的，慢慢地，不同省籍的同学就会找到和谐相处的方式。

高中时期的郑崇华。图/台达电提供

从初中一直到大学，长年住校，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坐在学校大操场看星星。想家时，看着月亮，心里想着，或许这个时候，妈妈也正在看着月亮。（

小编读到这里，一阵鼻酸

）

那时候的星星很亮，常常看到流星划过天空，我就想到宇宙，想到人生渺小又短促，对很多事情也比较看得开了，更会把握自己的人生。

后来我考上了成功大学矿冶系，之后转读电机系，毕业后就业又创业，想不到今天在台湾立足已经六十年了。这完全是意料之外、没有预期的结果。

现在年轻人少有实践自己梦想的动力及欲望。过去我们的生活很有忧患意识，常常有种“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感觉。今天回头想想，如果当年我留在家乡，我的父母一定什么都把我照顾得很周到，而我也没有机会来台湾经过这些淬炼，我的人生或许不过是从一个乡下小孩，长大了，再变成一个乡下老头。

我听闻的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我还没有来台湾，但我记得TRW（美商精密电子）的同事亲口告诉我他祖父的故事。在他孩提时代，他的祖父就常耳提面命地说：“

你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现在是被日本人统治。

”

他祖父觉得

经过日本五十年的统治，台湾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祖宗了。

后来台湾光复，他就问祖父：“中国军队怎么样？”祖父回答说：“你看今天中国军队打败了日本军队，当然比日本人更优秀！”在小孩子的想法里，日本军队、日本宪兵，都是穿着制服，很神气，雄纠纠气昂昂的。他想到：“哇，那么相比之下，国军一定更伟大。”

1945年，国民党政府来台，他们全家很兴奋，郑重其事地换上新衣服、戴帽子，穿得整整齐齐到基隆码头，满心欢喜迎接祖国的军队。没想到，走下船的国军，竟然跟乞丐一样，背包挂着锅碗瓢盆，走近身旁，居然臭不可闻。然后，这些国军看到码头上很多摊位，拿了东西就走，也不给钱。他们心里很失落、很失落，他祖父也深深地叹了口气，觉得很羞耻，赶快把他带走了。

为什么蒋介石挟着对日抗战胜利的光环，竟还把政权丢了？

八年对日抗战虽然胜利，过程中却牺牲很多很好的中国人。然而，蒋介石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英雄。我始终觉得，抗战胜利不是蒋介石的功劳，而是中国的老百姓受了这么多年的日本人的欺负，一种决心的反应。这场战争原本没有任何筹码会打胜的，而是在很不利的情势下，老百姓挺过来了。

我在福建的老家，隔壁有个很爱国的年轻人，因为祖国受到日本侵略，他志愿从军，到了部队报到，部队里头的长官竟把他的手脚绑起来，原因只是怕他逃跑。这种强权式的管理与统治方式，让我从此痛恨蒋氏政权，行医的父亲很看不惯这种事，当时蒋氏政权就是这样失掉民心。

来台湾读书后，学校的教官曾暗示我们，加入国民党会有些好处，很多事情也方便些，但我不碰政治，也不参加党派。当时很多人为了读书，或者为求未来一个稳定的生活而就读军校，我也拒绝，除了我喜欢自由的生活之外，更因为我认为当军人是为了保国为民，而不应该只是效忠某一位领袖。

当年，这些东西大家都不敢讲，讲了只会挨骂。蒋介石若有良知，怎么对得起他从大陆带来的这群人？他自己过什么样的日子，这些人又过怎样的日子？看看泰北地区的国军遗族，还有台湾本地的老兵们，这些人用生命效忠他，你如果骂蒋介石，他们还会和你翻脸。

现在有些政治人物就利用蒋介石埋下的仇恨，来取得选票，我认为应该有有人真正去分析这些问题。

台湾典范人物

我常觉得一个领袖人物对社会的影响是很深远、很巨大的，台湾的经济发展若没有尹仲容、陶声洋、李国鼎、孙运璇等先生，一定不会走到今天的荣景。工业与科技肯定起不来。我们去读历史，这些官员过去执行政策时，曾遭到很多反对的声音，嫉妒的人也很多。听说

陶声洋

（江西人，战后台湾技术官僚，曾任台经济主管官员）晚上还把公事带回家去，最后积劳成疾在任内逝世，他去世时，家里连生活都有问题。

我们看

李国鼎、孙运璇

也是如此，当年他们决定发展IC电脑产业，如果没有这些远见，制定好的政策，做对的事，台湾绝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工业水准。不过，他们两位先生的个性完全不同。

李国鼎（右）先生与孙运璇先生（左）。合成图

李国鼎

（徽州人，“中华民国科技之父”，“台湾经济成长奇迹见证人”，“总统府资政”）先生表情严肃，但讲话很中肯、实在，他到底是读物理的，有科学头脑，懂得多，眼光也很远，一心只想要解决问题，甚至可以拿出事实数据和蒋经国争论。

孙运璇

（山东人，台湾地区高层技术官僚，科技产业主要奠基者，“台湾经济的推手”）先生比较圆融，他喜好音乐，跟同仁打成一片，很清廉，也很认真。

他们两人一个很会想点子，一个执行力非常强，真是台湾建设的大功臣。现在要再找到像这样的两个人，我觉得也不容易。他们为政府做事，最后两袖清风，我很为他们抱屈。我常跟公司员工说：“为什么台达电会有今天？不能忘记，那是因为有李国鼎和孙运璇。”

外商设厂带来环保问题

1960年代初期，政府奖励外资来台投资设厂，那时几家国外大厂，如通用器材（GIT）、德州仪器(IT)、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增你智(Zenith)、荷兰的飞利浦（PHILIPS）等，都成为第一波来台的外商。成功大学毕业后，我先到亚洲航空公司工作，后来到美国精密电子（TRW），先后担任制造、工程、品牌等部门主管，也跟外商总经理一起开发本地厂商，学习财务规划专案。

TRW在美国算是高科技公司，台湾的TRW负责电子零部件部分，生产电视机的变压器、汽车收音机的可变电容器等。当时，TRW在美国买下几家当地的电子零件厂，并把这些厂迁到台湾来生产，因为这种类型的工厂设在远东地区才有竞争力。

有段时间TRW业绩不好，有人提议岛内电子厂也很需要这些零部件，TRW开始接触岛内的厂商如大同公司，后来因为订单数量太少，不但不接生意，连回复对方的基本动作都省略了。我当时是TRW的主管，觉得对本土厂商很亏欠，很对不起他们。心里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对人家呢？

另外，我对外商的废弃物处理也有意见。建台湾工厂之前，我被派去美国受训，我观察到，美国的环境法规很严，工厂电镀水排出之前，必须先做好处理，每一天，甚至每个小时，都要去分析，确定没问题才可以排出；假如有严重问题，就会被勒令停工。我看他们这么重视环保，上飞机前，便带了一些实验器具、用品，以及污水处理的相关资料，打算回台湾作分析。可是我们连个分析实验室都没有，电镀水就直接排到阴沟里，然后流进水田，对污水等于完全没有处理。

那些电镀水含有毒素，我跟老板反映：“怎么你们在美国的厂都有处理，那么注意环保，而在我们这边却没有？”老板回说：“因为台湾当局没有规定，我们就没有放进预算，这也是我们要到台湾投资设厂的理由！”我心里虽不满，但还是不动声色，并且故意告诉他：“这件事相当严重，台湾的农夫几乎都是打赤脚耕田，污水直接排进农田里，假如这些农人被毒死了，我一定会被抓去坐牢，到时候恐怕你也要坐牢，搞不好还会判死刑。“他吓坏了，紧张起来，赶快找人来做废水处理。虽然本地厂商做得没有美国考究，但也差强人意。

其实当时每家来台设厂的外商，都有污染问题，只是当初没有法规限制，这真是愚蠢。像桃园的RCA工厂没有处理污水，直接在厂区挖深井排放，被污染的土地至今仍然荒芜。台湾过去发展经济，却在环境上付出沉重代价。现在一心想追求经济发展的大陆也一样，外国人去投资，也是不注重环保。这其实是很短视的，同时也是道德问题。

创立台达电

台达电的成立过程很偶然。我原本并没有开厂的计划，除了觉得自己对不起原来合作的岛内厂商，又觉得外商只在乎台湾劳力便宜，研发和设备投资都不足，对环保也不那么在意。

那时，台湾电子零部件大都仰赖日本进口，岛内工厂非常需要零部件的供应，而且，我觉得在美商工作总是没有“根”，哪一年生意突然不好，外商就随时收掉或是裁员。于是有些岛内厂商对我说：“郑先生，你自己有技术，要不要自己来做？”于是我兴起了创业的念头。

前面提到，TRW业绩不好时，员工提议做台湾本地厂商的生意，当时我也是与大同接洽的成员之一，感到对大同很亏欠。有一次我去大同交涉事情，正好他们碰到零件品质问题，我就协助他们解决。从此他们遇到技术问题会来问我，有几位大同的工程部主管建议我开公司来供应零部件给岛内的电视厂。

有了这个创业的机会，真正临门一脚，其实是因为租到厂房。一个周日，我自己骑脚踏车去公司加班，途中看到厂房出租的广告，我就弯进去看，和房东谈得很投缘，租金合理，当下我就决定承租。那是我还没有辞职，就这样交了两个月租金，仍然在TRW上班，薪水大半都交了租金，我想不能再这样下去，于是就决心辞职创业。

回想当年辞职时，TRW老板问我：“你辞职做什么？”我回答：“创业。”他眉头一皱：“Bruce，你最好不要，创业的失败率很高，太冒险。”他还说准备升迁我，要把一个新并购的厂交给我管。我一口回绝，他说：”Bruce，I don't understand。“他觉得这不是我的个性，我明明是爱管事的人，现在给我升迁，我居然不要。

1971年我离开TRW，筹了三十万元，在台北新庄民安路成立台达电子，创始员工只有十五个人，生产电视零件，主要产品是电视线圈和中周变压器（IFT）。

用轮休度过石油危机

创业才三年，也就是1973、1974年间，没想到，就遇上全球的第一次石油危机。记得当时在短短几天内，世界石油市场的原油价格从每桶三美元，一口气涨到十二美元！几乎是一夜之间，我们的订单大幅度减少。很多公司都不敌这波危机，不是裁员就是关厂。

那时候，我认为在中国文化里，裁员对一个人是最重的大事，不像外商公司经理都是订合约的，合约一到就换掉，非常现实，很没人情味的。

有了这种经验，我不想裁员，我与员工商量决定分两批轮休，各休两周再回来，直到轮了两次，景气就回来了。那时有些公司因为订单被取消而大裁员，结果危机一过要复工，反而找不到员工接单。因为保有大家的感情和向心力，我们却没有这个问题。

1970年代初期，电视机、收音机外销不断增加，已超过百万台，总额超过十亿美元，带动岛人经营的电子业如大同、声宝等，纷纷开始制造电视内外销。

台达电初期做内销，做大同公司的生意，扩产后又接了声宝、将军牌的订单。1974年开始，更接到美国电视市场数一数二的大厂RCA及“增你智”的订单。台达电的业绩也愈来愈好，前十年销售平均年成长百分之四十七。

1980年代，资讯业蓬勃成长，台达电产品重心也渐渐从电视市场转移到电脑市场，APPLE、HP、IBM，一直到后来的Dell，都成为我们的主要客户。1979年，当时美国的个人电脑及其他数码产品，因为有电磁干扰被限制进入欧洲市场。我们开发了一百五十个以上不同型号的EMI Filter（电磁杂讯滤波器），获得美、加、德等国安规认证，成为台湾第一家EMI Filter厂商，不久更成为全世界第二大供应商。

由于我之前看到外商处理废水的经验，后来自己创业，给我很大的感触，工业发展难免会带来污染、自己资源的耗损、能源的短缺等，这些问题如何一 一解决？

落实环保节能

1970年代，台湾工业发展很快，工业用电大增，一般家电用品更是日益普及，每年台湾电力都要增加7%的需求，供应相当吃紧，有时还会遭受停电之苦。有许多人鼓吹兴建核电厂，天文数字的投资及周边居民的反对声浪，让兴建与否的话题一直争论不休。

我当时发现，美国加州也有电力不足的问题，发电厂却免费赠送给用户省电灯泡，同样的亮度，耗电量却只有一般钨丝灯泡的四分之一，此举直接解决了电力不足的问题，而听说发电厂趁势将每度电的单价调高，但用户因为电量的减少，电费不增反减，皆大欢喜。

那时，我与同仁们讨论节能的议题，期许大家积极地投入研发，促使台达电的产品效率逐年提高，并且在创业初期，就将经营使命定为“环保、节能、爱地球”，并且从产品的创新研发来落实这个理念的精神。

刚刚提及，1980年代初期，我们领先设计制造了电磁杂讯滤波器，而顺应个人电脑市场的成长热潮，台达电看到了交换式电源供应器的商机，1983年开始量产交换式电源供应器。当时所有电脑公司的电源供应器都舍弃了传统的线性电源供应器，因为传统的效率仅约50%，甚至更低，等于一大半电力都浪费掉了。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的交换式电源供应器在当时效率已达60%-70%，经过长年的投入与经验累积，目前（2009年）效率已超过90%。

以台达电设计制造的电源供应器为例，依2006年底Intel技术长与Google工程师在英特尔开发者论坛（IDF）中提出的计算资料，这些电源供应器只要被世界上一亿台电脑采用，每台电脑每天工作8小时，三年内就可以为地球省下400亿度电，等于11座林口火力发电厂。而以美国加州的电费计算，可节省5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减少2800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这才是对环境最有帮助的部分，也让我们的工作更有意义。

绿色台湾梦

进入21世纪，看到因为温室效应造成的气候变迁，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人类因为追求生活品质而发展科技与工业，最终却又把我们最宝贵的生存环境给破坏了，其实我们真的还有很多努力与改建的空间。较早开始注重环保的国家如德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好范例，包括吃多少才点多少事物的饮食习惯，就跟中国人讲排场的暴饮暴食文化大相径庭，光是所有的中国人从饮食方面开始改变习惯，就可以节省许多天然资源。

此外，耗能的交通工具与建筑，改善的空间也很可观。应该多使用电动车、混合动力车，尤其从大众运输工具开始，将都市区大众运输的路网构筑得更为密集，减少短程通勤的自驾车数量；多研究、兴建绿色建筑，都能让人类在不牺牲生活品质的状况下，减少天然资源的耗用以及对生态的冲击。

我认为人们应该好好运用智慧，深刻思考未来的生活模式，而台达电也就循此，一步步看到21世纪的商机。由于将“环保节能”视为核心价值，2005年，台达电成立了跨足太阳能产业的子公司

旺能光电

，全力开发太阳能相关产品，并且与台达电子本身的PV Inverter搭配成为优异的太阳能电力系统。2006年，进驻台南科学园区的台南新厂则是台湾第一座绿色厂办，不仅获得了政府部门颁发的全台湾第一座“黄金级”绿色建筑认证，更于2009年升级为“钻石级”标章认证的绿色建筑。另外，除了不断致力提升电源产品的效率之外，我们也开始积极地投入包括LED、超级电容、电子纸等更多新型节能产品。

期待有能力的领导者

我生长在大时代，成长过程刚好是整个中国近代的演变历程。回想清朝末年，国力极为衰弱，中国人被外国人欺凌，许多爱国志士为了救国、救民族而牺牲，譬如林觉民在广州起义后被捕，并且从容就义，他在《与妻告别书》里写道：

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

这种大格局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操，是今日年轻一辈知识分子最为缺乏的胸怀。

孙中山推翻了帝制，建立民主制度，但是却后继无人，也难怪他会在遗嘱中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可惜的是，

接任者却为了私利而争权，不但知识不足、心胸狭窄，打着民主口号行极权之实，心中根本就没有脱离帝王思想，真正的受害者还是老百姓。

我相信所有民众最希望的，都是遇到一个真正有能力可以建立制度、规划建设的领导者。可惜的是台湾从蒋经国、孙运璇、李国鼎等人过世之后，连续两位接任者（小编注：李登辉、陈水扁）的思维竟都与大环境背道而驰，尤有甚者，在下台后还想要发挥影响力，经常表达许多意见。

这些不思民生、贪污腐化的领导人，不但破坏了过去长时间辛苦建立的制度，更糟糕的是，年轻一代受到这些不良示范的影响，让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偏差，道德沦落，文化崩坏。

这样的罪恶，再重的惩罚也弥补不了，但我认为还是要严惩以警惕人心。

目前，我发现很多社会资源都还浪费在这些人身上，我希望能够赶快将这些丑陋的事情终止，勿再为无德无品的人浪费时间与精力，相信这才是社会大众最大的福祉。

【声明】文章节选自《台湾，请听我说》（吴锦勋撰述，华夏出版社，2015年1月），“中国台湾网”头条号转发文章不作任何利己目的，只为向更多读者分享字里行间“真实的台湾”。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原标题：《郑崇华：一个流亡学生的绿能台湾梦》

上海影像测量仪质量好

上海光学影像测量机多少钱

上海医疗光学测量

ogp影像仪

相关内容